【法史故事】滴血认亲、银针试毒......带你看清古人的断案手段的利弊！

现在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，书面证据更是成为证据之王。没有证据就可能寸步难行，告状无门。

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古人却巧妙的处理了许多疑难案件，有的虽然不够科学合理。但是有的却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实行有罪推定

中国古代断案也讲证据，证据包括口供、书证、物证、证人证言、检验结论、勘验笔录等。

到了宋代，取证的检验和勘验已经被相当重视，法医学也开始成形，宋慈的《洗冤录》、《折狱龟鉴》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汇编都相继问世。

不过，总的说来，当时科技落后，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证据是比较少的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重视口供。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有被告口供（招认），即使没有其他可以印证的证据，就可以定罪结案。

古代断案，实行纠问制，而且是有罪推定。古代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，都有严格的期限，限期之内不能破案，官员要受处分。所以，尽快破案，尽快审结，是州县官的动机。因为是有罪推定，一个人只要在案件中成为嫌疑人，就首先推定你是有罪的，除非你自己证明清白，不然，就是罪犯。

这种有罪推定对嫌疑人自然极为不利。尤其严重的是，审理案子的法官，很多情况下案子就是自己负责侦破的，为了证明自己办理的案件的正确性，他自然倾向于有罪推定，赶快结案。

纠问制与有罪推定加起来，大老爷在大堂上严厉诘问，大堂下皂隶衙役狐假虎威，板子伺候，这样办结的案子，冤案一定不少。打板子总数有限制，因为实行有罪推定，又由于可以仅凭口供定罪，因此，古代断案中刑讯逼供是最常见的手段。

在唐宋时期，刑讯逼供受一定的限制，不得滥用。比如唐朝规定，对囚犯的拷打讯问，不得超过三次；打板子的总数，也不得超过200大板；如果打200大板仍然不能得到口供，就只好取保暂放。如果罪犯是怀孕的女犯，则必须等到分娩一百天之后，才能打板子拷问。

当然，一般来说，能够挨得住200大板的人，基本上没有。一般的人，几十大板，足以要命。所以，刑讯逼供，打死囚犯，也是难免的；打不死的，受不过痛苦，也没有不招认的；但招了的，却也难保不是因为受苦不过，胡乱招供的。

但唐朝规定说，如果拷打致死囚犯，则有关官吏要负刑事责任， “徒两年”。这样也能制约官员的滥用刑讯。

不过，经验老到的衙役皂隶对于打板子也有丰富的经验，对怎样的情况能打死，怎样的情况能打出外伤，怎样的情况只有内伤没有一点外伤痕迹，都是非常精通的。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经验，既刑讯逼供录取口供，又不致伤人致死。

刑讯逼供合法化

明朝时期，刑讯逼供被合法化了。对于死刑犯、抢劫犯等重型罪犯，明朝的法律规定，必须 “严刑拷讯”，其余的则可以 “只用鞭扑常刑”。

因为刑讯逼供合法化，官长审案，不必再多方搜求证据、分析案情，而是拉到衙门一顿严刑拷打、录下口供，就万事大吉。因此，明朝的官府，常常打得犯人 “血肉溃烂，婉转求死不得”，至于是不是冤案，只有青天知道。尤其明朝的特务审判机关，更是使用械、镣、夹棍，凶恶之极。

正是由于在专制主义的司法制度中，有罪推定、只重口供、刑讯逼供十分严重，古代官员（尤其到了明清）断案，冤假错案盛行，司法公正难以保证，因此，民间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对于断案如神、公正无私的包青天、况青天等的呼唤和渴望。

在古代文学作品如小说、戏曲中，这类描写是汗牛充栋、数不胜数，这只能是在现实中得不到，到虚构中找补偿的幻想而已。

运用犯罪心理学断案

现代刑侦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，古代的官员们自然没学过，但运用得却相当熟练。比如下面的几个故事。

宋朝的《折狱龟鉴》就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案子。其中有个 “摸钟辨盗”的故事。北宋陈襄任蒲城县令时，发生盗窃案，抓住几个嫌疑人，谁都不承认。陈襄说某寺里有座钟能辨别盗贼，没有偷东西的人摸它不会发出响声，而偷了东西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响声。陈襄亲自率县衙的官员对钟祈祷。祭祀完毕，用帷幕将钟遮好，暗中派人在钟上涂墨。过了很久，让疑犯们逐个去摸钟，摸完再把他们集中查验，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，正是此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