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图为“皇帝之宝”玉玺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自秦汉易代后，玉玺似乎就是“天命权力证书”，得玉玺者可得天下，而无玉玺者纵然当了皇帝也是“白板天子”。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，玉玺在这里成了一个无记名式权力证书，有着“占有即所有”的属性，而且居然还能跨朝代通用，成为后世野心家争逐的对象。小小一枚玉玺，为何会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？

玉玺的奇幻漂流

作为中国古代皇权的标志，玉玺其实还有一个前身：禹鼎。传说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之后，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，并将其铸造成了九鼎，以一鼎代表一州，九鼎自然就代表天下。夏商周三朝，禹鼎一直作为传国重器存放在都城，作为统治者权力的象征。春秋时期，楚庄王熊旅问禹鼎的大小轻重，意欲取代周朝，由此留下了“楚王问鼎”的典故。

楚王的野心，最终由秦始皇实现了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凭借“六王毕，四海一”的赫赫武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朝，并开始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同时想方设法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其中之一便是将玉玺的使用权垄断在皇帝手中。

如果说以玉玺为皇帝特权的制度设计还仅仅是秦朝的“一厢情愿”，献玺这一仪式被后继王朝的开国君主所接受，就使得玉玺的继受正式成为王朝更迭的象征。而刘邦接受玉玺的背后，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。西汉的开国君主刘邦出身于亭长，在六国的众多旧贵族面前，其显然需要一个论证自己“天命加身”的证据，而这枚玉玺显然是最好的道具。刘邦之后，玉玺在历代汉皇手中传继，直到王莽篡汉时，也是以逼迫皇太后交出玉玺为标志，秦始皇的玉玺成了货真价实的传国玉玺。

东汉建立后，玉玺辗转为汉光武帝刘秀获得，一直传至汉灵帝手中。经过秦、西汉、新、玄汉、东汉数朝四百余年的层层加持，玉玺的象征性被无限扩大。

不过，玉玺至此已经有了一丝奇幻色彩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雒阳——东汉都城——一片动荡不安，玉玺也在混乱中失踪。董卓之乱后，孙坚进军雒阳时发现一口枯井冒出“五色气”，于是派人下井查看，由此捞出了玉玺。玉玺被孙坚捞出后遭到了袁术的觊觎，袁术拘禁了孙坚的夫人才将玉玺夺到手。然而，袁术当然没有想到，这枚玉玺带来的不是帝王气，而是丧钟。

袁术败亡后，玉玺归于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曹操，并随着历朝更迭一次次流传于不同的皇室。《北史》中载：“二汉相传，又历魏、晋；晋怀帝败，没于刘聪；聪败，没于石氏；石氏败，晋穆帝永和中，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，遣督护何融送于建业；历宋、齐、梁；梁败，侯景得之；景败，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，送于术，故术以进焉。”隋朝灭亡后，萧后携玉玺逃入突厥，直到唐太宗时期玉玺复归于中原。之后玉玺又经后梁传至后唐，最终随着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自焚而灭失。之后各朝虽然常有玉玺复出的消息，但早已真伪难辨，反倒是玉玺所代表的“天命”，长久流传于世人心中。

走下神坛的玉玺

从宏观角度来看，玉玺之所以被历代君主所追捧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在“家天下”之外成功开拓了一条通向法统之路，为各朝提供了“天命”的逻辑起点。玉玺是一项“权力证书”，它意味着皇权可以突破血统与世系，在新的君主身上扎根，从而开创新的时代。然而，玉玺超越朝代的法律地位也一步步走向衰落，而衰落的起点，正在理学昌盛的宋朝。

后唐末期，玉玺随着李从珂自焚而消失，直到北宋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咸阳百姓段义无意中挖出了玉玺，这个已经消失近百年的法统权力证书才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。按传统来说，这算是难得的吉瑞，本应是一件盛事，然而不少儒士冷眼相待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刘恕之论：“正统之论兴于汉儒，推五行相生、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。是神器大宝，必当扼喉而夺之，则乱臣贼子，释然得行其志矣……”在综合考量之下宋哲宗赵煦最终还是接受了玉玺并改元元符。在改元诏书中，赵煦如此强调：“朕统承圣绪，绍述先猷，克享天心，屡蒙佳贶……申锡无疆，神玺自出。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这封诏书出具后不到三十年，北宋就灭亡了……

到了明朝，玉玺受到的“轻视”更上了一个台阶。明朝玉玺两次“复出”，一次是在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，当时的礼部尚书傅瀚评论道：“受命以德不以玺也。故求之不得，则伪造以欺人；得之，则君臣色喜，以夸示于天下，是皆贻笑千载……”另一次是在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这一次，发现地的巡抚程绍递交了一份奏折：“今玺出，适在臣疆，既不当复埋地下，又不合私秘人间。欲遣官恭进阙廷，迹涉贡媚。且至尊所宝，在德不在玺，故先驰奏闻，候命进止。”傅瀚有“受命以德不以玺”，程绍有“至尊所宝，在德不在玺”，可以看出在明朝官员眼中，玉玺已经不再是法统的权力证书。

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眼中，玉玺更成了一件普通的“玩好旧器”，在《国朝传宝记》中，这位“十全老人”以“君人者在德不在宝”八个大字，为玉玺作了盖棺论定，玉玺的政治权力史，由此画上了句号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法统权力证书，玉玺承载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史，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。从秦汉魏晋隋唐诸朝皇帝对玉玺的追逐，到宋元君主对玉玺的矛盾态度，再到明清帝王对玉玺的轻视，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也变得日益健全、成熟。玉玺的封神之路帮助中国人摆脱了“家天下”的束缚，而其走下神坛时，带走的还有整个时代对“天命”的迷信。　

作者：江隐龙

来源：法治日报

（文章节选自江隐龙《法律博物馆：文物中的法律故事（中华馆）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