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褚遂良，你可能会想到《雁塔圣教序》、初唐四大家，也可能会想到他是唐太宗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，还可能会想到他强烈反对废王皇后、立武则天为后。但你可能不知道他曾因为强买别人的房子被弹劾，并被贬官出京，做了同州刺史。

永徽元年（650年），时为中书令的褚遂良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金额购买了67岁的中书译语人史诃耽的房子，结果遭到了监察御史韦思谦弹劾。史诃耽是一个在中书省当翻书译语直官的粟特人，职事品阶为正六品上。当时褚遂良已是正三品的中书令，而且是史诃耽所在单位中书省的最高长官。长官强买下属房子，这本是二人之间的私事，却被监察御史弹劾，这中间自是少不了史诃耽的告发。案件发往大理寺审核，大理丞张山寿认为，褚遂良强买房屋应当征铜20斤（以铜赎罪，相当于徒一年）；大理寺少卿张叡册则认为房屋售价是官估的，没有问题，褚遂良无罪。韦思谦坚持认为，官市可以由官估，由政府确定牌价，但是私人交易园宅及田地，不能用官估，张叡册舞弄文法，附下罔上，罪在当诛。这个案子告到了高宗那儿，高宗认为刑狱关系到人命，至关重要，像张叡册这样的人怎么能在大理寺任职呢？于是，褚遂良被贬为同州刺史，张叡册被贬为循州刺史。

本以为这个案件至此就算告一段落，但是不到两年，永徽三年（652年），褚遂良被复用，升为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韦思谦因为弹劾一事遭到报复，被贬出京为清水县令。永徽六年（655年），在是否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斗争中，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废黜王皇后，甚至不惜以辞官作为筹码。武则天成功登上后位，褚遂良则是一贬再贬，先是长沙，再是桂林，最后是越南，一代名臣最后客死他乡。

回到案情本身，中书令褚遂良强买中书译语人史诃耽的房子，当依贷所监临财物有剩利论罪，计利准枉法论。《唐律疏议》卷第十一职制第142条“贷所监临财物（问答一）”规定：“诸贷所监临财物者，坐赃论（授讫未上亦同。余条取受及相犯，并准此）。若百日不还，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。强者，各加二等（余条强者准此）……若卖买有剩利者，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。强市者，笞五十；有剩利者，计利准枉法论。”褚遂良最低笞五十，最高处以绞刑。本案中，遂良被贬为关内道同州刺史，属于从轻判处。大理少卿张叡册附下罔上，以为价当官估，准估无罪，属断罪失于出，当减褚遂良罪五等治罪。实际上，大理少卿张叡册被贬为岭南道循州刺史，重于对褚遂良的判处，属于从重判处。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史诃耽，生于隋陇右监牧的核心地区平凉，精于马牧。武德七年（624年）他被高祖特敕任命为北门供奉进马。说到北门您可能会觉得陌生，但它的另一个名字玄武门，您可能会恍然大悟。武德九年（626年），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射杀太子李建成。事后，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，随后退位为太上皇。像史诃耽这样的小人物自是不能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，但他在政变后，从一个没有职事品只有供奉名义的低级勋官，被敕授五、六品的牧监正监，一举进入“通贵”行列，显然是因立功而获得升迁，这也表明了史诃耽在玄武门事变中的立场。能拥有让褚遂良强行购买的房产，说明他的宅邸应该是精美奢华的房子，其本身应该也“家累万金”。而且作为粟特人，史诃耽虽然做官但仍然从事其民族擅长的商业活动，故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但是，仅凭这些，他和顾命大臣褚遂良相比地位差距可谓判若云泥，在居大不易的京师，凭着语言能力，安分守己地从事翻译工作，究竟得有多大的能力才能扳倒褚遂良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。

唐高宗李治本不在太宗立太子的考虑范围之内，因其兄李承乾与李泰相争之隙，得到长孙无忌、褚遂良等助力，才得到太子大位。所以，他初登大宝行使皇权时，很可能受制于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身为高宗母舅兼托孤重臣，在朝中素来具有实力、声望，高宗即位后，他更是与褚遂良等人掌握朝中大权。自古以来，但凡托孤的大臣，如周公、霍光，均是大权独揽，必为英主新君所不容。因此，高宗对于长孙无忌，自是难以容忍。高宗关注褚遂良案，借题发挥，最终将褚遂良贬往外地，有其政治意图。褚遂良是长孙无忌坚定的政治盟友，有他在朝中，高宗必然多受掣肘，夺权于长孙无忌的意图难以实现。既然褚遂良触犯律法，高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，征铜20斤尚不能达到高宗的目的，将褚遂良贬往外地，使其不得位列朝中才是高宗所需。基于此，褚遂良并未征赎铜，而是被贬为外州刺史。然而，褚遂良毕竟是长孙无忌的亲密政治盟友兼得力帮手，长孙无忌岂能坐视其遭受高宗打压，于是在他的努力下，褚遂良只是被贬往长安附近的同州任刺史。而且不到两年就被调回长安，而且还擢升为吏部尚书。不过，蛰伏6年之后，高宗最终在永徽六年借废立皇后之事，联合朝中反对长孙无忌的势力，果断出手，击败长孙无忌，执掌朝中大权。所以，褚遂良买房案看似是一场交易显失公平的经济案件，但是其背后却蕴含着政治权力的角力。

来源：法治日报（文章节选自胡艺《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）